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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、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•斯蒂格利茨（Joseph E.Stiglitz）被誉为“集精湛的经济学家、机智的论辩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于一身”。近日，他受邀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的主题讲座，和现场读者分享了他的新书《通往自由之路》（The Road to Freedom: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）。
斯蒂格利茨表示，《通往自由之路》这本书的名字从弗里德里希•哈耶克（Friedrich Hayek）1944年出版的著作《通往奴役之路》（The Road to Serfdom）中获得启发。不过，他和哈耶克的观点完全不同。斯蒂格利茨在讲座中首先解释了他所理解的自由。“近年来，在美国，自由的概念已被右翼甚至极右翼所掌控。共和党内提出让政府关门的委员会被称为‘自由党团’（Freedom Caucus）。要知道，这实际上会毁掉我们的体系，毁掉诸如退休福利或健康体系之类的东西。他们却将其称之为‘自由’ ……而我想做的，就是为进步人士重新找回自由的概念。自由就是发挥自己潜能的自由，过有意义生活的自由。这就是我想阐述的自由概念。”
斯蒂格利茨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待自由这个概念。经济学家使用了“权衡”（trade offs）一词： 即你要得到一利，就有一弊。你要得到某种好处，就要付出某种成本 。斯蒂格利茨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
“一些人随身携带AK47自动步枪的自由意味着另一些人失去了生存的自由，这一点显而易见的。在美国，每天都会发生一起枪击案：这已经成了家常便饭，甚至连报纸都不会报道。你必须杀死20人以上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。因此，受到损害的不仅是生存自由，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（Freedom from fear）。富兰克林•罗斯福（Franklin Roosevelt）曾谈到，四大自由是多么重要，其中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。现在在美国，每所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孩子都要学习当持枪者闯入教室时该怎么办，而家长们则担心他们的孩子放学后会不会回家？因此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。现在，我们需要权衡，你是否应该给每个人携带AK47自动步枪的自由？还是生存的自由、免于恐惧的自由？我认为，任何理性的讨论都会得出这样的观点，即携带AK47自动步枪的自由不如其他自由重要。”
“也可以用红绿灯来说明。在拥挤的城市里，红绿灯剥夺了你的自由，因为在它变绿之前你不能走。显然，这是一种约束。但如果没有红绿灯，在纽约的街头，没人能走。一个红绿灯，一个简单的规定，实际上给了每个人更多的自由。这也是一种隐喻。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刚刚经历了新冠疫情，如果没有mRNA疫苗，我们也不会有今天。这些疫苗基本上都由政府买单。mRNA疫苗的研发费用也是由政府支付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政府要买单，就得有人纳税。税收就是一种约束。这种限制给每个人更多的自由，活下去的自由。纳税，可以扩大每个人的自由。这正是国家的一个重要作用。”
回顾历史，1929年持续到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后，经济学者们对大萧条发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，提出了大量经济学理论，凯恩斯主义便是其一。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，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。受凯恩斯主义影响，二战后，许多国家，包括英国都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。在美国，杜鲁门总统也提出过全民医疗保险计划，但被美国医学会组织的反对呼声击败。如今，美国的医疗体系依然以商业保险为主导。
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弊端，他解释：“很明显，私营部门未能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。我们在美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。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几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%，而我们的医疗结果却比任何其它先进国家都要糟糕。”他希望政府能在维护基本社会福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“哈耶克可能会说，这是在为专制铺路，因为他认为这会导致专制主义。 7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知道他大错特错了，我们看到的是‘专制民粹主义’（authoritarian populism）的盛行，比如出现了像博尔索纳罗（Jair Bolsonaro）和特朗普这样的人。你会在那些政府做得太少，而不是做得太多的国家看到更多类似的问题 。在北欧国家，民主得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。”
米尔顿•弗里德曼（Milton Friedman）是上世纪中叶的重要的经济学家，他坚持经济自由，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思想。斯蒂格利茨表示和他很熟，但并不认同他的观点。“他写了一本书，叫《资本主义与自由》（Capitalism and Freedom）。这本书的主旨是，市场是有效率的，如果要实现民主政治，就需要‘自由市场’。所以，他说他想要自由市场，不仅是因为经济效率，还因为政治利益。直到现在，我一直认为他——虚伪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仁慈的词。因为奥古斯托•皮诺切特（Augusto Pinochet）一接管智利政府，他就跑到智利出谋划策，利用皮诺切特把他激进的右翼思想、自由放任经济，强加给智利人。结果，他们用武力，而不是自由，不是民主，来让他的想法得到尝试，结果失败了。智利遭遇了近代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。他们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偿还债务，摆脱弗里德曼导致的困境。我想说的是，他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政治自由，任何致力于政治自由的人都不会以这种方式支持皮诺切特。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制造不平等，让垄断者和剥削者肆意妄为。后来，他和妻子罗斯•弗里德曼共同写了一本名为《自由选择》（Free to Choose）的书。在我的书中，我把他的书名改为《自由利用》(Free to Exploit)。他认为，不应该有反垄断法、竞争法等，市场本身总是充满竞争。环顾一下我们今天的处境，很显然他们错了。”
弗里德曼的理论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，并且对1980年代的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指出：“我认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非常成功地推销了一种理念，即‘新自由主义’。他们说它是现代的，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。但实际上，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没有任何区别。这种思想非常强大，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都接受了这种思想。 市场力量会促使企业努力降低成本，生产人们想要的产品：这是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想法。但他们忘了，有时通过欺诈、占人便宜和破坏环境，可以更好地增加利润。要知道，利润最大化并不意味着社会福祉最大化 。”
“另一个问题是，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观点对某些人来说非常有利可图，但反驳的话，则可能代价高昂。 一旦你意识到无节制的市场不仅会带来金融危机，还会带来污染、气候危机、不平等危机、阿片类药物危机、美国儿童糖尿病危机等，你就会开始意识到这些无节制的市场确实存在问题。因此，你既要反对简单化的想法，也要反对金钱利益 。”
斯蒂格利茨表示自己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为什么米尔顿•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•哈耶克的观点是错误的，这些研究成果汇集在他的新作《通往自由之路》中。他在这本书中再次呼吁建立“进步资本主义”，并主张，政府采用税收、支出和监管政策来控制企业力，减少不平等，并开发满足社会需求的资本。
因为分享会在爱丁堡举办，这让斯蒂格利茨自然而然联想到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、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•斯密。斯蒂格利茨表示，他的观点可能源于亚当•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。他说：“亚当•斯密认为‘看不见的手’、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’会通过‘看不见的人’带来社会的福祉。但亚当•斯密还要更聪明，他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力量，也解释了为什么需要监管。他认为这是一股创新的力量，但必须有法规来确保这股力量以正确的方式得以引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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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10多年前，斯蒂格利茨就曾呼吁一些发展中国家征收环境污染税，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，并用税收的收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。斯蒂格利茨在讲座中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。他阐述：“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存在很多污染，但那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。在我有生之年的七、八十年间，世界确实发生了变化。例如，全球GDP增长了15倍。70年前，我们还没有达到地球的极限。今天，我们已经到达了。此外，10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担心温室气体，但不幸的是，我们并没有……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必须做出回应。但那么多人，尤其是美国的共和党人，他们要么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，要么说，反正我们什么也不会做。更深层次上，我在《通往自由之路》中试图提出的一个观点是： 在这里开始的启蒙运动如何让社会组织更合理化，让社会组织更了解世界。科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，而我们也需要去思考，如何去完善组织社会、政治和经济的方式。所有的人类机构都是有缺陷的，我们不能期待完美的政府或完美的市场 。”
“我们需要检测和制衡，但关键是，我们在许多领域需要集体行动和共同努力。通过共同努力，我们可以完成个人无法做到的事情。我们需要约束：若不知道污染问题，我们不必担心这个问题，但现在我们需要了。如果你与世隔绝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噪音，但我们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，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噪音污染……我们不得不要思考，我们如何权衡这些自由，以及我们如何扩大每个人的自由。”
斯蒂格利茨在分享会中探讨了分权经济和联合经营模式。他指出：“在这种分权经济中，有许多不同的单位，其中一些单位将以盈利为目的，比如一家钢铁公司，它可以为个人提供机会，鼓励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创新，找出并制造出更好的产品。 但我们经济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是护理经济，比如照顾老人。仔细想想，你是否希望对冲基金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？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如果你是对冲基金，利润最大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尽量给他们提供最少的服务。 对私营部门来说，监狱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领域。 囚犯对你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没有太多的选择。在美国，我们确实成功地对私营监狱的狱警进行了一些培训。他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审问和拷打方面尤其出色。因此，一些最优秀的刑讯人员就是在我们的私人监狱中培训出来的。好吧，你可以说，这也算是带来了一些社会效益（讽刺）。”
“有很大一部分经济不属于私营、营利部门，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制度模式，比如联合经营，我们很少谈论联合经营，实际上，联合经营在很多领域都非常成功。2008年金融危机中，美国最成功的银行是信用合作社，之后，它们也是唯一从事小企业贷款的组织。现在，我特别支持合作模式（Co-operative mode）。”
但市场本身并不擅长结构性的转型。斯蒂格利茨认为旧人因为利益，不会非常有效、非常顺利地转向新人的利益。因此，这就需要一些政府推动力，或者一些民间集体行动。他以美国铁锈带加里镇和曾经的“钢铁之都”匹兹堡的转型为例。
“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，加里镇不再生产钢铁，这里也没有工作机会。实际上，那里的钢铁产量和以前一样多，只是不再需要很多工人，因为他们的效率已经提高了很多……我去拍了一部关于全球化问题及其影响的纪录片。这里的一家钢铁厂被一家印度公司收购了。他们把它建成一个电影拍摄基地，并在这里拍了一部关于索马里战争的电影。在他们看来，加里看起来和索马里一样破败，但更安全一些。”
“让我再举一个钢铁城市的例子。匹兹堡已经完成转型，成为一个教育、研究和医疗中心。这要归功于政府，归功于卡内基梅隆大学，归功于宾夕法尼亚州对匹兹堡大学的支持。这座城市已经完全改变，成为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城市。而摆脱钢铁行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污染减轻，可以在这里自由呼吸……如今在匹兹堡，你可以看到星星。”
在分享会的尾声，有一位观众提问英国是不是必须存在占人口总数20%的底层贫困人群？斯蒂格利茨这样回答：“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不平等，所以我认为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。但我们不需要你所说的那种极端的不平等：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，有20%的儿童在贫困中长大，而英国的数字也不相上下。我在我早期的一本书中，曾这样描述： 不平等是一种选择，但不是穷人的选择，而是我们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做出的选择。 拜登总统在‘疫情后恢复计划’中加入了一项条款，计划在一年内将儿童贫困率从20%降至10%左右。但共和党人随后认为，这个比例太低，他们现在提出废除这项计划，让儿童贫困率回到20%……在目前的竞选中，这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。令人欣慰的是，美国副总统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正提议将那些使儿童贫困率下降的计划永久化。”
有观众问斯蒂格利茨是否对这个糟糕的世界怀有希望？斯蒂格利茨说：“如果没有一点希望，我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。写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希望：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开始了解发生了什么，这场战斗就会以某种方式获得胜利。”
他继而补充，“市场会失灵，政府也会失灵，正如我之前所说，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。人类容易犯错，所有人类机构也都会犯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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